在中国历史上，由鸦片战争以迄辛亥革命的晚清一段至为关键，盖因此前之中国系一自为宇宙的天朝上国，不必理会所谓世界大势而自主发展，但当鸦片之役“西夷”英国以炮舰轰开这一老大帝国的大门后，一切都彻底改变了，诚如李鸿章所言，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解释这一大变局，亦即如何看待这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中外史家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大者如范文澜、郭廷以、费正清均在自己的价值系统里做出了较权威的阐释，时至今日，关于这一话题似乎已难再出新意。不过在读了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版）之后，这种因以往研究工作较充分而生的感觉一般都会烟消云散。
且不说该书内容的丰富与见解的独到，先看看它的风格。以完成《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著称的唐德刚，不愧为口述史学的一代宗师，他把口语化的写作风格贯穿于各类著述中，本书也不例外。而且唐氏在海外华人学者中还有“作家”之名，其作品素有“唐派散文”之称，有此文字造诣，加之多年的锤炼，晚出之本书在写作技艺上已是后来居上，臻于佳境，令谙熟此一主题下多种高头讲章之我辈读之不忍释手。另外，与那些高头讲章相较，本书虽在表面上以庄谐并出之笔法示人，忽中忽西，忽古忽今，嬉笑怒骂，百相杂陈，但其内涵实至为严肃，细读各章节，便知作者受过严格的史学训练，所言皆有据，所论亦在理，用句落俗套的话，是一部做到了宏观与微观结合且可读性强的史学佳著。
就宏观而言，开篇第一章《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便高悬鹄的，说出本书之目标是在“转型论”下对近代中国作一鸟瞰。所谓“转型”，在作者看来，中国历史上有两次，第一次是秦汉时代，“从封建制‘转’到郡县制”，由此带来与周代封建制相关的一切制度都转为与郡县制相适应的新制度，并从此固定下来。可这一秦汉模式延续到清末鸦片战争时期，就逐渐维持不下去了，于是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被迫作“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即“从中世纪的东方农业社会的形态，转向现代西方工商业的社会形态”，时至今日，我们仍在“转型”中，仍未通过这一“历史三峡”。有了这一宏观认识，作者对晚清七十年历史的描述便不是无的放矢了，他之选取史料，剪裁史实，表面看庞杂无序，实则皆有意为之，在在不离主题，而且是遵循其老师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路径从事于役的。至于他的“转型论”，尤其是“第二次转型”是否合于中国发展实际，读者诸君见仁见智，自会各有明断。
如果说第一章是全书“总论”的话，那么从《太平天国》到《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各章可谓“分论”。作者博通中西的学术造诣和见微知著的微观史学功夫于此“分论”中充分展示出来，一些与大陆主流学界相异的独特观点也由此而出。在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上，他明显是持否定意见的，认为太平天国是一“四不像”，农民起义、神权政治、社会主义、民族革命等等杂糅在一起，“善恶难分、用舍不当”，就其政权而言，“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同吃同住同劳动，最进步的平民政权。但是它却保留了‘朕即国家’、君贵民轻的最反动的政治哲学……演变的结果，太平朝中阶级森严。为王为官，可以为所欲为。为农为工的小百姓，则豚犬而已。”造成这种“四不像”局面的原因，在于当时中西文明的交汇，“一个衰势文明，在一个入侵的强势文明挑战之下，双方交流激荡的结果，往往是守卫者的母文化但余糟粕；入侵者的新文化则多属‘污染’。”而且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太平天国是中西转型、社会改制的最早尝试，出现这种结果有其必然。否定太平天国并非新鲜事，早有钱穆，近有冯友兰，皆持此看法，但从中西文明交汇的世界眼光看待这一政权，并以自身生活在有宗教传统之西方社会中的经验观察洪秀全等人的神权政治，应该说是作者不重复前人而自成一格的新见。
所谓“第二次转型”，亦可谓之“现代化运动”。在作者眼里，洋务运动属“科技现代化”，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则属“政治现代化”，两个“现代化”以甲午战争为分水岭，此前“科技现代化”的“坛坛罐罐”，在甲午一役“被东洋鬼几炮就打掉了”，此后朝野上下方大梦初醒，走上改制之路，不过戊戌变法是当时情势下注定要夭折的改革运动，辛亥革命也未完成“政治现代化”的任务，两个现代化双重挫败。粗粗看来，这种观点并不独特，当年梁启超便把近代中国学西方的历程归结为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现今亦有不少学者是从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但尽管如此，应该指出，鲜有学者像唐德刚先生这般把“现代化”作为一个指标放在整个中国历史大转型的视野下考察，并将英、美、法、俄、日等国的现代化经验视作参照，进行比较性、综合性的探讨，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对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两个关键人物李鸿章、康有为作出出人意料的评价。在他看来，李鸿章不仅是晚清“科技现代化”的“总设计师”，而且是不可多得的外交家，功不可没；康有为则不具备作理论家、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起码条件，加之他的褊急和教条，戊戌失败必不可免。
还需一提的是，唐先生本为杰出的外交史家，曾有《中美外交百年史》问世，所以他在对帝国主义侵华和条约体系等问题的研究上别有会心，本书中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研究便为一例。通过对英美外交档案的细密查访，他认定“门户开放”本是英国为打破其它列强在华的“势力范围”，并以此保有自身之“利益范围”而提出的政策，但它却借美国之口提出，使世人误之为美国对华政策。这一历史细节的揭示，必然引发对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重新解释。学界中人每谓“以小见大”为问学之佳境，此之谓欤？
自然，百密固有一疏，唐先生亦非圣人。书中对费正清教授的成就颇有微词，但其所采之理路却仍是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在评价严复时，认为他之所以怀才不遇，是因与李鸿章不和所致，实则近年的研究已证明，严复之遭遇乃因其为鸦片烟瘾所困，李鸿章固曾劝其戒掉，但终未奏效，所以只好对他“敬而远之”了。
走笔至此，不禁忆及年前在北大听唐先生演讲的情形，亦是绘声绘色，庄谐并出，令人拊掌不已，与其著述风格全然一致。回观国内史坛，若能在为文立说时多考虑一点所谓“接受美学”，定会生机盎然。在这方面，不妨学学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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